三十年前上中学的那会儿，我们三个人在初中同过学，一个班的。那时，各村的学校都只设到五年级，最高到七年级，八年级才刚刚兴起来，村里没有校舍，也没有师资，所以，几个村里上八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的中学。这村的中学也没有多余的教室，我们的课堂就临时设在村里的一个大库房。
破败的库房，时常有老鼠出没，吓得女同学的尖叫声，惊慌中窜到屋顶的老橼上，灰尘噗嗖嗖落下来，几只麻雀拖儿带女地四散而逃。这是生产队用过的库房，装粮食用的，小麦，玉米，高梁，小米、黄豆，绿豆。库房没窗，只有两扇厚重的像历史一样的木门，吱呀呀开，吱呀呀合，像夜深人静时老鼠磨牙的声音。教室总是畅开着两扇大门，太阳光低了头能勉强照进来，正午时分，阳光或许能照到讲台的台阶下，爬在最前面最靠近门的一两排女同学的脚背或脚趾上，有时爬在她们光洁的圆润的小腿肚上，亮亮的，贪婪的，女同学的花裙子到显得相形见拙。昏暗的教室里，麻雀腑冲着从拱形的门楣下飞出，再猛地向上拉高，像飞机穿越涵洞的特技表演，一缕烟冲向云天。在这里除了朗朗的书声，我能记起的而且刻骨的，就是关于老鼠和耗子的委屈和笑话。语文课上，老师讲书面语和方言的区别。一只老鼠像道具一样从讲台上旁若无人的走过，迈着日本女人细碎的樱花小步，临下讲台，不忘贼眉鼠眼地瞅了我或其他同学一眼，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给我使了诈，让我出了至今还耿耿于怀的丑。语文老师随口说：同学们，老鼠是方言，还是小耗子是方言？老鼠，我们常常这么叫它，而小耗子的名号却很陌生。平常说的就是方言，平常不多说就是书面语。我对自己的判断很得意，大声说：老——鼠。除我之外，全班的同学都异口同声答道：小——耗——子。我的“老”字发声很大，盖住了“小”字，全班同学的“耗子”发声很大，摭住了我的“鼠”字。站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，一个男老师，黑脸，高个，一下子变了脸，唬着着驴一样长而黑的脸，向讲台下吼道：刚才谁说是“老耗子”？杨进元！站起来！是不是你说的？我站起来，一副没病不怕吃冷馍馍的理直壮，说：不是！我说的是老鼠。他问我左边的女同学，女同学说我说的是“老耗子”，问我右边的男同学，男同学也这么说，结果，全班的同学都证明我说的是“老耗子”。那次人丢大了，黑脸顺手弹出一截正在板书的粉笔头，比飞毛腿导弹还精准，在我小小的鼻尖上爆炸，弹飞到教室门外，像刚刚飞走的麻雀一样。我的鼻尖上白白的一点，小丑一样无地自容更愤愤不平。冤案！
印象中，那只是人生最短暂的一个口岸。一年后，我们参加中考，此后，班里二十几个男女同学都各奔东西，几乎再没有见过面。时间长了，一些名字彻底消失，而一些名字也似有若无，让人觉得那不过是一个梦境，不真实的故事。而事实上，我们真的同过学，大部分人的模样都记得，青涩的，懵懂的，俊俏的，长疤的，黑的，白的，高的，低的，长发的、短发的、光头的，自然卷的，流海的，辫子的，这些记忆怕是在任何的梦境中都不会如此的永不变样。无事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个都跳出来，像是刻意地告诉我，这是真实的存在。只是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淡出了忙碌中的平庸，在遥遥的时空中，历史一样绻缩于一隅。
前两年，春花烂漫的时节，县政协换届了，我这个老委员又一次当选。不期在开会的间隙，被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叫住。他个子不高，稍胖，方脸，颜色重，眼睛小而圆，有神，像珠子一样放光，光束很集中。看样子他是新进的政协委员，觉得有些面熟，也觉得有些面生。他说：你不是杨进元吗？我说：是。他显得有些兴奋，像发现了商机一样提神，说：我是沈强啊，王村中学八年级，咱们的宿舍在舞台上，咱俩的地铺挨在一起啊。
生产队的库房被我们当做了教室，前面村里的大舞台就成了我们男生的宿舍。舞台很大，地铺很长，一溜儿排开，靠在北墙根。记得下面是用砖垒起的空心隔层，上面铺了麦秸杆，把被褥往上一放。不知道冬天是怎么过去的，只记得夏夜，晚自习归来，有些人躺下，拿了手电筒照着看书，沈强就是这一种。更多的人疯闹一阵子，说三国的关公赵子龙，说封神的哪吒姜太公，说西游的唐僧妖成精，说到兴头，穿着裤头在台子上亮起架式。月光像如今的聚光灯一样打到舞台上，一场一场的戏拉开，月光也不断地追逐着，记不清是那个同学凌空飞起，又像展翅的老鹰一样落下，然后，钻进被窝，睡觉，打呼噜，梦声和月光星光交融在一起。半夜时分，常常有人起夜，从被窝爬出，光着脚小跑几步，站在舞台边上，一阵痛快，哗哗声飞溅，一条银河从半空中抛物线一样落下，年轻，水足，时长，水珠飞纷，星辉闪耀。
后来，大部分的同学就再没有音信。沈强上了中专，回来在县教育局，我见过一次，他正在练书法，字写得挺像那么回事。再后来，他就不见踪迹，据说是下海了。前几年，县城建起一个高档次的温泉洗浴城，气派很大，生意很好，方圆百十里的老板都到那儿消费。听说洗浴城就是沈强开的，自己当起了老板，但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。这次不期而遇，他摇身变成县政协委员，不是他叫我，我都不认识了。
他说：哎！你知道吗，咱们在王村中学的那个班，还有一个人当上政协委员了。我问是谁，他说是马巧莲。马巧莲，一个像竹竿一样的女同学，没记得和她说过几句话，只记得她爱笑，也没有银铃一样的笑声，微微露出一排瓜子小白牙，消瘦的脸从嘴角开始，花辨一样，一层层绽开，甜美的，羞涩的，内敛的，一点都不热烈，却让你能记住。见到马巧莲时，她就站在我面前，我却不敢相认。这怎么会是马巧莲呢？
三十年前的三个初中同学，一下子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相聚，实在让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个班，总共也就二十几个人刚出头，而全县58万人之也就两百多个委员。私下里，我们都挺得意的：咱那么班厉害吧？
今年春节，沈强坐东，我和马巧莲作陪，联系了十几个从外地回来的八年级同学吃了顿饭。我来得迟些，他们都到了。马巧莲说：你先不要吃，一个个认认同学，叫不上名字的，对不上号的，是男同学的罚你一杯酒，是女同学的罚你三杯酒，结果，我大醉，他们大笑。
其实，人生就是一条条自我的小路，弯弯曲曲的，渐行渐远的，与众不同的，单枪匹马的，只是岁月轮回，沧桑更替，不经意间，在一个想像不到的交叉路口交汇，集合。
